专家解读：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搞计划经济，也并非突然提出

文/李丹

“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中央管制，不是搞计划经济，也和疫情反弹、上海封城无关。”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、院长刘志彪表示。

4月10日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正式发布。一时间，不理解的声音此起彼伏：为何此时出台？优势省份获利，弱势省份利益受损怎么办？劳动力充分流动起来，但户籍制度还没有放开如何解？

4月20日，刘志彪在《中国经营报》触角学院新经济在线系列直播课中指出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法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关系到中国国际经济战略、市场经济发展、未来竞争力的长远考量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政策平等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效率竞争。

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并非突如其来

“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国家层面一直在提，尽管说法有些变化，有一段时间提建设统一市场体系，高标准市场体系，建设内需名列前茅的国家，之后提过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，但核心思想一直没变：要建设开放、竞争、公平、有序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。”刘志彪说。

据刘志彪介绍，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时，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统一市场。随后，从十五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，以及在很多中央文件里，都强调了同样的问题。2021年底，中央深改委正式通过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。

换言之，中央定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和上海封城测试管制以及由此而来的计划经济猜想无关，它是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一个基本框架。在刘志彪看来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缘于我国所处的三方面背景。

第一，中国正在适应逆全球化的世界变局。刘志彪表示：“中美贸易战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、俄乌冲突等因素，进一步暴露了原来全球供应链、产业链的脆弱性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正在试图重组全球产业链，重新构建自己的游戏规则。”

刘志彪指出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受中国出口导向政策的影响，一些发达国家的底层产业功能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，从而产生了抵制全球化，尤其是抵制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浪潮。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，中国以西方市场为主要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极大挑战。

为此，尽管目前世界还离不开中国的一般中低产业，尤其是民用消费品，但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中国必须从利用西方市场转向利用国内市场。

第二，在刘志彪看来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，存在市场取向改革不足和市场取向改革过度并存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由于缺乏一定的规矩，有些地方改革推进太快，有些地方改革又不足。

“为了纠偏，需要一个总体的框架，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，让营利性企业进入市场，让公共品提供变成政府职能。”刘志彪指出，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，必须要以统一的市场建设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。

第三，刘志彪认为，中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的竞争优势正在慢慢消失，需要紧抓新优势，也就是国内市场。一方面，一些发达国家本身就可以依靠自身的劳动效率、机械化生产、技术进步获得更加低价的生产要素；另一方面，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，越南、中南美洲一些国家在价格优势方面赶超了中国。

未来，中国需要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来拉动经济增长，甚至以此来集聚和吸引生产要素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，继而形成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开放。

地方政府：从逐底竞争到改善营商环境

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公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：是否会出现部分优势省份获得更大利益，弱势省份过去通过地方保护主义保留的产业被弱化的情况？

刘志彪认为，根据一般经济理论来推理，短期内，要素肯定会往效率高的地方流动。在中国，效率高的地方通常是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地方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。但从长期来看，最终取决于地区的投资环境、营商环境。

“过去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：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竞争。这是以GDP财政收入为主要竞争参数下的一种竞争模式。”刘志彪坦言，这种模式在过去是成功的，但仍然掩盖不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
具体而言，由于地方政府不是经济主体，本身就会存在预算约束软的情况，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，比如债务高筑、经济泡沫、产能过剩、发展效益不高等。此外，由于地方政府在竞争过程中会相互模仿，也就会竞相采取一些逐底竞争的方法，比如通过竞相贱卖土地、给超额利益等手段招商引资。

结果不言而喻，地方政府间的逐底竞争不仅扰乱市场，还会造成国家发展利益的流失。“看起来GDP留下来了，但与此同时，污染也留下来了，利益却跑了。”刘志彪说。

在刘志彪看来，未来，国家要用统一大市场的规则来要求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，给地方政府行为制定负面清单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竞争的基本标准。此外，过去过分依赖增长速度的竞争模式也需要做出改变。“要以高质量为参数为标准进行竞争，比如更好的环境、更高的卫生健康标准、普通群众更好的生活等。”

而进一步，针对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，刘志彪认为，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竞争本身就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应有的行为。“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上场踢球带来的。”与此相对应，地方政府应该充当市场竞争的裁判，以及市场秩序的维护者，其职能未来应该朝公共事务管理者、国家竞争政策的执行者方向改造。

此外，刘志彪还指出，政策基本上平等之后，从竞争的角度来看，留下来的就是效率竞争，发展将主要取决于地方投资环境的改善，也不一定会出现生产要素全部涌向东部的情况。

“东部已经有投资过密效应的倾向了，有的产业也正在寻找转移的机遇。”在刘志彪看来，这些待转移产业有两个流向，一个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，另一个是国外，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能不能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。

户籍制度改革：涉及地方利益，改革仍需时日

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要素流动，户籍制度问题重新被摆上台面。

刘志彪指出，要素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力市场，且劳动力的流动有两种——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，前者与户籍制度息息相关，后者与社会阶层的动态开放性有关。

在中国，一直有放开户籍制度的呼声。刘志彪指出，户籍制度放开的好处不言而喻：劳动力充分流动，地区差距得以缩小。

对于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地区而言，劳动力流入会推动其经济发展，而对于劳动力流出较多的地区而言，随着当地人均资源的增加，其收入也会相应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当流出的人口重新回到老家创业时，还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。

“鼓励中国劳动力流动具有非常大的意义，好处很多，坏处很少。”刘志彪坦言，尽管如此，考虑到户籍制度绑定了医疗、卫生、养老、教育、住房、福利等一系列问题，如果陡然放开户籍制度，没有哪个大城市受得了。

以教育为例，提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有人直言，只要放开高考，全国市场自然会统一。在刘志彪看来，这种愿望是好的，要求也可以理解，但目前很难做到，“当地居民可能就不会答应”。

一方面，教育关乎当地的财政投入，如果没有财政贡献，按理说就不应该享受相应益处。此外，对于国家而言，全部放开教育也难以实践。“长三角一体化中最难的就是高考。像异地医疗结算、社保结算，这些都相对比较容易，毕竟不涉及当地利益。”刘志彪坦言，牵涉到户籍制度这些与地方利益相关的事项改革，需要时间。

因此，可行的思路是，一般的二三线城市逐步按照规则放开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由特大城市尝试放开。

（编辑：荀诗林 校对：颜京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