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建章解读《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》 提出七大建议促进婚育

3月28日，“育娲人口研究”微信公众号发布《》。报告指出，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，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。要提升生育率，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，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。此外，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，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，积极创造有利条件，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、建立家庭。

报告指出，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.7‰上升到2013年的9.9‰，随后逐年下降，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.8‰；离婚率从2000年的0.96‰上升到2020年的3.1‰。

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.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，2020年下降到1228.6万人，比2013年下降48.5%。2013年，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.93万对，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.6万对，连续八年下降。另外，初婚年龄大幅推迟。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.89岁，女30.73岁。

从2009年到2013年，20-39岁女性人口中，已婚比例从77.93%下降到67.06%，到2019年，又上升到72.72%。2019年，中国30-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.16%，女性未婚比例为8.7%，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。

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。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，出生队列为1980-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0.33%，女性为26.79%；出生队列为1985-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.99%，女性为33.13%。

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，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，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。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，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，其中，20—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。

就家庭规模而言，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，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.30人，1964年为4.29人，1982年为4.41人，1990年为3.96人，2000年为3.44人，2010年为3.10人，2020年只有2.62人。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，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、单身家庭、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。

“首先结婚的几个数据，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趋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，这也是有点震惊的，结婚的意愿下降得这么快，从几个数据来看确实是很震惊，我不知道哪个国家或者人类历史上不是战争年代会有这么大的降幅，这确实也是特别令人震惊。我们可以看到七年时间，降了一倍，将近减半，结婚的人数和结婚率都差不多减半的降幅，这也确实令人震惊。”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、人口经济学家、报告主要作者梁建章说。

梁建章在报告中指出，造成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：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，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，三是养育成本高，四是结婚成本高，五是社会竞争激烈、就业压力大，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。

“另外我们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就业压力也很大，白领在大城市打拼压力也很大，在城市里打工基本上是年轻人，就业压力也很大、很辛苦，他们跟上一代人不一样，他们观念上是比较独立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娱乐活动，所以对于结婚这件事没有那么热衷。但是我觉得这根本的原因、最重要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改变的原因，还是成本，结婚的成本和育儿的成本还是特别高。”梁建章说。

梁建章表示，结婚的成本当然包括现在的结婚条件比较高，有房、有车，彩礼或者婚宴，这些结婚成本还是很高的，年轻人在城市里打工、在城市里买房成本非常高，如果在二线、三线城市彩礼等等也比较高。与此同时，孩子的教育成本和养育成本也比较高，这不仅拉低了生育率，也会拉低结婚率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通过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够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，那就能同时提高生育率和结婚率，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消息。

“当然这几个原因未来会不会减轻或者未来会加剧，我觉得未来的消息应该不是太好，因为更多的年轻人会到城市里来，更多的就业压力等等，尤其是现在疫情，我觉得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、就业的压力、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和前面所说的这些成本都会出现更坏的状态，所以未来的结婚率也是非常不乐观的。当然总体的结婚人数，男女比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观，也会出现更坏的趋势，所以我们未来对于结婚率和结婚人数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，未来可能还会比现在更糟糕。”梁建章说。

对此，梁建章在报告中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，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；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；建立男女平等、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；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；法定婚龄降到18岁；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；启动中国《同居法》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等。

当被问及当前年轻人择偶难的问题时，梁建章分享了自己的观点。

“其实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，肯定是非常受男性喜欢的，但是她自己的独立性非常强，所以她对于对方的要求，最低要求都应该是比较高的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，最关键还是这些女性的独立性，会更强。当然，独立性再强，比起生育成本，养孩子的成本，虽然收入是比较高了，比如在上海，一万、两万的收入，也算是比较高了，她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。但是生孩子的成本或者是养育孩子的成本，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成本，是更高的。所以她觉得，虽然自己可以过得很好、很独立，但是如果真的组织家庭去生孩子的话，成本也是比较难以承受的。所以这个我觉得，从观念上是很难通过说教去改变的。真正能够去改变的还是降低生孩子、养孩子的成本，降低房价，这才是真正能够实质上改变现在的这样一个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趋势。”梁建章说。

在梁建章看来，结婚跟生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制约还是成本，购房是一个大头，养育成本包括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大头。

“购房成本，我们觉得最有效的，也是非常可行的，还是要大量地能够加大在高房价地区，尤其是高房价地区，住房的土地供应。大城市的扩容还有很大的空间，北京、上海这些地方并不缺地，有大量的农田，还有开发效率不高的土地可以开发出来。与其让年轻人在县城买房，占了个地而不去住，还不如让他们在大城市能够尽量地住得宽敞一些，或者低成本低能够买到一些房子。如果把非常丰厚的卖地的收入折让一点，补贴结婚、生小孩的家庭，就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早一点买得起房，这样他们的生育和结婚的意愿就会加强。这是我们说的购房能够给予优惠，通过增加住宅土地供应，在这些高房价地区。”梁建章说。

梁建章指出，这些还是不够的，对于想要孩子的年轻人，能够给他们养孩子更多的补贴。生育成本里，在大城市，从孩子出生到上大学之前，就需要差不多上百万，在其他地区平均也需要60多万。

“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现金的补贴或者是所得税或者社保的减免的方式，能够给这些家庭实质的支持。比如说，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给一千块，多孩家每个孩子每月给两千块，这样的幅度，能够大幅度减轻这些家庭生育跟养育孩子的成本。这是我们提倡的。我们看许多发达国家，他们在鼓励生育方面的投入都在GDP的百分之几，甚至多的国家能达到3%到4%，少的国家也有1%到2%。中国应该可以拿出GDP的1%到5%来鼓励生育，这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，而且能够快速地降低生育的成本，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组织家庭，能够生儿育女。”梁建章说。

对于建议将法定婚龄降到18岁，梁建章解释，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解决法律上的矛盾的问题，既然成年了就应该有这个结婚的权利。然后男女应该平等，回到18岁这样一个成年的年龄。

“国际上基本上都会是这样一个年龄，成人了以后当然可以结婚。有些国家更低，有些国家说是如果父母同意的话可以更低。基本上都是男女一样的年龄，不会有男女差异的年龄。所以我觉得，这应该是解决以前的一个遗留问题。过去之所以会是这样一个年龄，应该是我们过去计划生育希望能够推迟结婚年龄，定的这个法律。现在我们不是要限制生育而是鼓励生育，那么应该回归正常的状态。”梁建章说。

当被问到携程3月份开始施行混合办公，如何能让其他企业也一起参与进来，一起来提升社会上整体年轻人的结婚意愿，梁建章进行了回应。“混合办公，我们试下来还是效果很好的，尤其现在疫情的情况下，我们混合办公，在家办公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。我觉得对女性来讲，能够减轻通勤的压力，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，跟孩子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利于家庭的。”梁建章说。

梁建章指出，企业怎么样让员工更愿意结婚，企业做得好一点让员工拿更高的工资，企业能够做好企业这是第一重要的。

“其他的方面，我觉得社会上能不能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结婚的环境，我们提倡，婚宴少办，多去蜜月旅行，用蜜月旅行替代婚宴，这是比较好的办法。我觉得也是，因为蜜月旅行给你的印象更深刻。婚宴从简，婚宴的仪式感也是要的，太奢华的婚宴可能是没有必要。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可以提一下。”梁建章说。

在梁建章看来，无论什么样的形式、什么样的企业也好，能够让年轻人一起去通过一起做一些活动，大家能够有一定的交流。具体什么形式年轻人最能接受，这需要具有创新精神、创业精神的企业去发掘这样的活动。

“我们过去旅游方面也是，如果是一群不认识的，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，能够互相介绍，一起在旅途中大家去互相认识、交流，这样的一些共同旅游的方式，不一定跑很远，或者郊游的方式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可以去尝试的。现在年轻人，其实业余的时间还是有的，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在玩游戏，可能是一个虚拟的方式，并不一定是很好的，能够跟真人适当地，有潜在谈恋爱可能性的这一些年轻人交流，这样的一种场所和活动。”梁建章说。